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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的法律規定。
1、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制定了《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
為了正確及時地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案件，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有關規定，結合我國海事審判實踐，參照國際習慣作法，做出了具體規定，從整體上將涉外海上人身傷亡的責任承擔、賠償范圍、計算方法最初了具體的規定，該規定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侵害人承擔連帶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最高院對于涉外海上人身損害籠統地定為侵權責任或者說是侵權之債，但是對于船員在船上依照同船舶所有者簽訂的勞務合同從事勞動期間發生的人身損害是侵權之債還是合同之債沒有規定。
事實上最高院這一規定并不是專門針對船員人身傷害的賠償做出的，因此該規定也沒有將船員和船舶經營者、承租人的關系列明，也就不可能對船員人身傷害賠償的法律問題加以規定。但畢竟這一規定是專門針對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案件的，并且尤其是損害的計算方法規定的比較細致，為該類案件的索賠和審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而船員人身傷害賠償糾紛如果有涉外的因素，也就屬于海上人身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案件，涉及到具體責任認定和賠償的計算方法可以依據這一規定。
2、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做出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本解釋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
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對于從事船舶海上運輸的船舶所有人和船員之間，有的簽訂了勞務合同，有的通過勞務輸出方式，由勞務中介和船舶所有人簽訂的勞務輸出合同，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了人身損害問題，船員如果想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可以依據這一司法解釋，從雇傭關系的角度去維護自身的權益。
二、實踐中船員人身損害賠償的認定
1、依照侵權之債處理船員人身損害賠償問題
在大連海事法院審理的耿學良訴大連海福拆船公司受雇為外派船員期間人身傷害賠償糾紛案中，原告耿學良被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海達公司聘為外派船員，雙方簽定了《外派船員合同書》。合同規定，外派船員自離開中國國境起，在外輪工作期間，因工致傷、致殘和生病、死亡，均按中國國家勞動保護條例有關規定處理。因海達公司和大連海福拆船公司（簡稱海福公司）簽訂有《雇用船員合同》，同年耿學良到海福公司所屬的巴拿馬籍“佳靈頓”輪任大管輪之職，期限為一年。海福公司依據和海達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第十三條“船員受雇期間的人身、行李安全辦好保賠協會的保險，其條件相等于香港雇員賠償條例第282章”之規定，對受雇船員在大連保險公司投保了人身保障和賠償險。之后再一次卸貨過程中，耿學良在機倉緊固舵機底座鏍絲時，左手食指被砸傷，中指亦受傷，因傷勢過重，受傷的左手食指被截掉一節。出院后，耿學良多次找海福公司解決傷害賠償之事，均被拒絕。耿學良遂于1991年7月1日向大連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認為海達公司與海福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書》第十三條的規定，是海達公司為了船員的利益而爭取到的船東對此種雇主責任的承諾。故要求海福公司支付2184美元的保險賠償金，賠償工資損失4441.67美元和醫療費1145.45元人民幣。海福公司辯稱：耿學良是經海達公司而受雇于我公司的，不是我公司的直接雇員，與我公司無合同關系，故其不應直接向我公司主張權利。我公司與海達公司簽訂的《雇用船員合同書》第十三條是無效條款，因此，我公司沒有賠償責任。耿學良應以其同海達公司簽訂的《外派船員合同書》作為請求補償的依據。耿學良請求補償工資損失4441.67美元不合理，只應補償其49天的工資412.50美元。我公司為“佳靈頓”輪船員在大連保險公司投保船員受傷的保障與賠償險，因保險公司對賠償有異議，故我公司無法按其要求給予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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